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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共同富裕!一项社会实验正在浙江桐乡低调推进

2021-02-23 09:14
来源:半月谈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如何建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地处长三角一体化腹地的浙江省桐乡市给出了一种参考答案——构建“城乡共享社会”,即在城与乡的框架内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统筹落地“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创新,构筑都市圈、城市群内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较小化成本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进而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寻找一条创新路径。

城乡居民收入向“共富”迈进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是反映城乡差距的一项重要指标,比值越低说明城乡发展越均衡。这一指标的全国最新数据是2.56:1,浙江全省是1.96:1。

而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桐乡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379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58元,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55:1。这个数据在浙江90个统计县市区中排第五位,而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浙江前五名中排名第一。

支撑城乡居民收入向“共富”迈进的,是桐乡市构建起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机理模型,实现“县域单元”要素资源形成分布式布局:

——将县城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心,推动医疗、教育等“县聘乡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

——将乡镇作为特色产业聚集中心,培育“垂直行业冠军”,推进产业资源双向共享,实现就业体系网络化。

——将美丽乡村作为产业链价值链起点,推动乡村资源的城乡共享,实现美丽乡村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

——将发展数字化农业作为“三农”新基建,推进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建设,促进一二三产业在城乡充分融合。

上述发展模式,有效支撑了桐乡在长三角都市圈中建立起与大城市资源平等交换的“交易结构”,推动了城乡双向赋能、要素资源双向流动,避免了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推动了桐乡市共富模式的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再看桐乡,因为建立起“城乡共享社会”的内部结构,就有更多机会成为长三角这个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中的“功能和资源节点”,建立起更富韧性和内生动力的发展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又为什么在长三角腹地的县域出现?伴随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的实施,城乡共享社会的出现有没有其历史必然性?从桐乡的探索中,或许能找到一些启示。

破解县域单元进退失据窘境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重大关系。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不是“城市消灭乡村”的运动,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面对“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必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更大实效,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工农城乡共同富裕。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想清楚、解决好“县域单元”发展模式的问题。

课题组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调研时发现,一些“县域单元”面临着“进退失据”的窘境:

——面对大城市的“无力感”:资源和人才被“虹吸”,产业面临空心化。由于历史原因,大城市往往集中了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优质要素,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集聚,对人才产生强大吸附力,形成“人往高处走”的空间架构和城市化发展格局。而县城产业难升级、人才难聚集,只能承接大城市中产业的“梯次转移”,吃“大城市剩下的或不要的”,形成“灯下黑”,面临产业空心化的窘境。

——带给乡村的“压迫感”:县域资源不断向县城集中,县域内部的“单极化”现象日趋严重。面对大城市“虹吸”的无能为力,让一些县城走向另一个极端,“学习借鉴”大城市发展思路,将全域优势资源向县城集中,不断抽吸乡镇发展资源,扩大县城规模。一些靠近县城的村庄,土地指标被县里拿走,成为“没地、没钱、没人”的“三无城郊村”,有些还形成环县城贫困带。大城市吃县、县吃乡村,乡村最后成了“空壳”。很多干部群众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下乡和资本下乡,但因为要素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优质发展资源很难沉到下面,反而是不断“向上走”,“城乡二元结构”被强化了。

——县城定位的“模糊感”:夹在大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左右为难”。“县城到底算不算城市”,曾经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城市之尾、农村之头”的说法或许对县城现状的描述不够精准,但也反映出其尴尬所在。由于缺少大城市的资源调动能力,部分县城的财政收入连年减少,承担的经济职能不断萎缩。大城市周边的县域如何发展,新动能方向何在,需要新的思考和再定位。

——县域治理的“失序感”: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的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农村与县城的边界日益模糊。这种模糊不仅仅体现地理空间上,也体现在人的身份上。农村人去城市打工,城市人去农村生活。人员流动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给县域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城乡接合部的不断出现,使得城镇化社区与乡村社区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小,县城治理体系与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空间上如何对接融合、如何统筹协调治理,也是县域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因此,解决不好县域发展的创新模式,就很难找到一条“共富之路”。

“城乡共享社会”长啥样?

城乡共享社会的提出与建设,为破解“县域之困”,寻找城市化战略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探索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桐乡市是浙江嘉兴市代管的县级市,地处长三角一体化腹地,距上海主城区和杭州主城区均约1小时车程。全市总面积72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9.9万、新居民55.2万。2019年,桐乡在全国百强县中排第29位,被纳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嘉湖片区。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桐乡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成功迈进“千亿县”门槛,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2.98亿元。

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桐乡市城乡要素的充分交换与流动提供了基础性平台 金炳任 摄

总长28公里的乌镇大道通车,从桐乡高铁站可直达乌镇景区

桐乡市与同济大学合作,以桐乡全域为试验基地构建“城乡共享社会”,以较小成本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寻找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在桐乡,体现“城乡共享社会”基本框架和内在机理的是4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将县城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心,推动医疗、教育等“县聘乡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

桐乡充分发挥县城在公共服务方面服务镇村的供给能力,推进医疗、教育、文化部门人员“县聘乡用”,推动教育、医疗资源下沉,持续强化公共服务向乡镇、村庄辐射延伸。

在医疗方面,桐乡基本完成了省、市级三甲医院托管下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建立起省、市、县、镇、村五位一体的分级诊疗体系。桐乡还建立多个“互联网医院”和体验中心。

在教育方面,以集团化办学不断扩大优质学校对乡镇的辐射,组建多个教育联盟集团,乡村学校质量较快提升。通过智慧教育、跨区域教育联合体、集团化办学等多种创新方式,桐乡正在系统打通全域与上海、杭州等大都市圈教育资源和服务体系共享渠道。

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实验学校是桐乡第一所“海派”小学,也是桐乡教育接轨上海的典型。2020年,桐乡又与上海市普陀区签约共建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丰子恺学校,学校计划建设36班规模。桐乡市城乡教育质量稳步提升,高水平人才来桐乡就业创业就解除了子女教育之忧。

集团化办学提升桐乡城乡教育水平

媒体参观尚阳小学智慧校园建设(图片来自学校网站)

在文化方面,建立图书馆总分馆一体化管理体系,打造具有特色的城镇村三级全覆盖“伯鸿”品牌城市书房和乡村书屋,建设书香文旅驿站。

桐乡市区的一处伯鸿城市书房

2018年,桐乡在县城黄金地段启动伯鸿城市书房建设,打造覆盖城乡的“十分钟阅读圈”。当年启动的凤凰湖城市书房,每月打卡人数达到2万人次。2019年底,历时3年打造的桐乡市图书馆新馆揭馆。如今,桐乡以图书馆新馆为基点,辐射镇(街道)图书分馆11家、伯鸿城市书房16家、伯鸿乡村书屋46家、伯鸿书屋46家、伯鸿校园书屋12家,各公共阅读场所全年接待读者超250万人次,形成逐步覆盖城乡的“10分钟文化阅读圈”公共阅读服务平台。

丰子恺先生的外孙宋雪军在子恺漫画村给学生上课

其次,将乡镇作为特色产业聚集中心,培育“垂直行业冠军”,推进产业资源双向共享,实现就业体系网络化。

桐乡没有在县城周边大搞开发区,而是以培育特色产业、垂直产业冠军为出发点,将乡镇作为产业节点,全市7个镇均有特色产业园区。乌镇文旅产业享誉全国,其模式和资本在北京等地复制并取得成功。洲泉镇在化纤、橡胶、机电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培育了新凤鸣、双箭、桐昆等行业领军企业,朝着千亿产业小镇迈进。

濮院镇是全球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和批发基地,该镇永越村党委书记庄明火说:“全球顶尖毛衫设计师和品牌商只要出新款,第一时间都到濮院来找供应链,我们这边3天就能出款,并且品质好、成本低。”由于产业集中,上海等地一些设计工作室和设计师扎根濮院镇。乡镇产业发展,为农民本地就业提供了充分岗位,住在村里,工作在镇里,成为桐乡的普遍场景。濮院镇构建起镇村一体的产业分布式网络。这个江南小镇正在形成“毛衫产业大脑”联动多个产业功能村(时尚、创意、设计、发布)的“1+N”产业空间布局,成为全球毛衫产业链资源要素的“共享中枢”。

再次,将美丽乡村作为产业链价值链起点,推动乡村资源的城乡共享,实现美丽乡村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

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关键是农民手里要有钱。美丽乡村变成美丽经济,关键是乡村资源要值钱。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让城乡资源交换有了空间廊道,持续投入的美丽乡村建设,让乡村生态环境资源提升了交换价值。

在此基础上,桐乡市不断进行乡村产业链、价值链再设计,探索一系列乡村产业链发展的“新场景”,重新定义乡村功能,找寻乡村融入大都市圈价值链的新路径。

位于洲泉镇湘溪村的华腾牧业,通过生猪养殖融合庄园经济的整体布局,“猪舍里”已成为长三角的知名打卡地,目前正谋划扩展周边的民宿、文旅等功能布局,尤其是田间图书馆等社交功能设施,逐步成为摄影、文化、艺术等高端人群集聚的新空间。

最后,将发展数字化农业作为“三农”新基建,推进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建设,促进一二三产业在城乡充分融合。

作为国内首个“云上农业”样板间,谭家湾云上试验农场内各农业场景中的关键要素数据已“上云”,实现种植、追溯等全流程自动化;云端系统“驾驶”穿梭机器人、空中轨道机器人等智能机器设备,实现农产品运输、病变植物远程诊断等自动化;各地的农民能实时与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进行咨询互动,可为全国“上云”的各涉农主体提供跨区域综合赋能服务。

桐乡在推行“一证一码”追溯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产品线上销售,做大做强“网上农博桐乡馆”“潘鲜生”“邮乐购”等网络销售平台,建立一批村(社区)农产品团购群,加快布局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同时,结合美丽乡村示范建设,推进谭家湾遗址数字化改造,植入“旅游+”元素,承接乌镇旅游溢出效应。

桐乡现代农业创新服务中心大厅智能机器人

通过构建“城乡共享社会”,桐乡市还实现了治理与发展协同推进。桐乡是“三治融合”发源地,城乡共享社会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治融合”打下的治理底盘,“三治融合”为改革与政策创新提供了良性的沟通平台,降低了改革成本。反过来,“城乡共享社会”又促进了农村就业和农民增收,进一步融洽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治理成本的进一步降低。近3年来,桐乡市刑事案情数下降14.3%。

构建党建引领、智治赋能的“三治融合”城乡天九国际首页游戏平台网址体系

三治融合积分与先进评比挂钩,给予政策和精神双重奖励

不断探索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桐乡市通过构建“城乡共享社会”,实现公共服务和发展资源的共享,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共富”制度设计。

城乡共享社会不是为了做大“总盘子”先牺牲某一方利益、然后再进行利益补偿,而是重新定义和挖掘不同层级的资源优势,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双向赋能,这为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新模型,推动了城市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在县域这一空间节点上的有机统一。

桐乡的城乡共享社会实践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下县域单元探索发展新路的一种尝试。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级活力的激发与释放,无疑是为整个国家和社会赋能。

当然,当前桐乡市构建“城乡共享社会”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理论和政策层面的更多创新——

——将“城乡共享社会”作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核心内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创新。

“城乡共享社会”是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行出现后的社会发展新形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种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到底新在哪里?继“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之后,“城乡共享社会”可视为一种新的城乡发展观。建议进一步围绕“城乡共享社会”的发展规律、构建原则、实现路径、发展目标、评价标准等展开深入研究,丰富其理论内涵,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理论支撑。

——将“城乡共享社会”作为城市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模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政策体系创新。

国家发改委在全国划定了11个(首批)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在政策和空间上将城乡界面打通,这为构建“城乡共享社会”提供了政策创新通道。但是,当前在城乡空间统一规划、农村宅基地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涉农资金整合、生态价值实现等方面,地方上的政策创新与改革需要中央层面给予充分授权,需要建立改革容错和纠偏机制。建议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框架下,优先在发展基础较好地区,选出部分改革意愿和创新动力较强的市县区,以建设“城乡共享社会”为导向,给予地方改革授权,推动政策集成创新,为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协同推进积累经验,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建立更为完善的政策与制度体系。

——将“城乡共享社会”建设作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业态优化布局的内在逻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创新。

一是在空间规划和空间布局上,要统筹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形成扁平化、网络化布局。在省级、市级土地指标分配上,合理向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倾斜,单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用地计划,针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项目给予优先保障。

二是在乡村合理布局一些面向县域乃至城市圈的特色医疗和教育、文化项目,促进产业、资金和人才下乡,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内部资源要素的分布式安排。

三是加快推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物流体系,补上乡村物流短板,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在新一轮乡村建设行动中,进一步加大农村智慧物流与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投入,促进农村供应链与新兴产业链加快融合。

(来源:半月谈、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联合调研组)

(作者:吴亮 高远至 杜衡 任峰 刘浩)

责任编辑:孔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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